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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360彩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4-09 05:49: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就意味着,无论是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层面,还是在全球互联社交层面,疫情从来就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保守派媒体口中的“恶作剧”。然而,在传统媒体与移动互联均高度发达的美国,精英与大众间却出现了严重的“话语断裂”。 “疫情凶险”一段时间内只存在于以科技精英和国会议员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,在主流舆论和社交网络中,疫情仍为“域外之事”且“可防可控”,这导致“信息先机”最终并未转化为“防疫优势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话语断裂”致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动员失败,是美国错失防疫期的关键。民意调查公司Civiqs的数据显示,2月25日,对疫情表示“完全不担心”和“仅有一点担心”的民众比例高达56%,共和党选民内部更高达78%。3月24日,美国日增病例已经破万,但CBS和YouGov的一项民调依然显示,对于如何走出疫情,82%的选民寄望于疫苗和药物,只有59%的选民认为要“做好自己的事以阻断疾病传播”。这意味着,尽管中、韩提供了“疫情凶险”的警告以及“戴口罩、主动居家”等防疫指南,但美国人似乎既不愿相信、也无意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据英国卫生部网站公布的数据,截至当地时间4月9日,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65077例,死亡病例累计7978例。1月下旬以来,新冠疫情席卷全球。据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统计,截至4月9日,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150万,其中美国确诊病例43万多,为全球最高。面对疫情,信息高度自由、科技远远领先的美国也终究未能预知预防。近一个月的全美紧急状态中,国会先后出台三次救灾法案,逐步找到抗疫的“正确姿态”,疫情拐点也因此隐约将至,美国或将在11月大选之前,回到熟悉的“往日世界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态下的社会规则,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技的,都对“非常态”有着本能的厌倦和抑制。2005年,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受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启发,下令建成一整套应对全球流行疾病的系统,大量储藏口罩、呼吸机,广设床位,然而,2008年大选过后,面对百废待兴的资本市场和濒临破产的中阶级,这套系统销声匿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到常态后又会从头开始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布什坦言:“如果我们等到瘟疫出现才去应对,一切都已太迟”。4月4日,《华尔街日报》总编辑杰拉德·贝克发出类似感慨:“除非厄运真的降临,否则人类不会认真以对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强烈的“技术自信”与急剧的“内向化”,是美国社会面对疫情呈现出的基本姿态。耐人寻味的是,信息与技术原本是打破信息鸿沟、增进国际合作和人类福祉的有效途径,然而,即便扎克伯格一早深知疫情的真实风险,东亚多国抗疫实践也以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,但在社交平台中立性要求下,脸书只专注于打击虚假信息,对于“吹哨”、塑造等“主动防疫”行为不感兴趣。与2016年因“剑桥分析”事件陷入隐私风波不同,此次,尽管社交媒体并没有真正帮助美国避免沦为新的疫情“震中”,但脸书依旧收获了“比总统更可靠”的美誉。这是技术规则的一次胜利,却是技术道义的一次溃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美国“罗斯福”号航母舰长克罗泽被解职一事又有了新的“剧情”,最新报道称,美国海军高层表示不排除让克罗泽复职的可能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不相信”与“不执行”,首先根植于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以领先科技为基础的“技术自信”。然而,试剂盒数量和质量均不过关的问题很快暴露,防疫物资生产能力不足问题突出,大规模检测滞后导致对目标人群的隔离与治疗缓慢,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科技面对感染状态不明且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群“难显神通”。一味“唯技术论”,将技术当做人性短板的兜底方案,忽略人的能动因素,这既是美国抗疫失利的原因,也是草根阶层学习与应用力钝化的体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此一来,就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:面对同样的发布会,民主党选民想汲取的只有福奇的知识,共和党选民受到鼓舞的,却往往是总统“反科学”的一面。同一镜头下,总统的自我吹嘘虽不被自由派媒体所喜,却会让处于隔离期的基本盘收获告慰,而福奇等事务官的“技术色彩”与“中立味道”先是缓解选民焦虑,继而不可避免地“魅力溢出”,让部分选民因此对白宫刮目相看。由此,“战时总统”的支持率先得以稳固,继而攀升。